成年——点一瓶不会喝的酒

今天是我第一次有人陪我过生日。
两位朋友和我一起吃晚饭，
我们聊了很多：责任、未来和一路走来的感悟。
这是我十八岁的生日，
一个听上去该格外郑重的日子。

实际上的确也很郑重，
我们切蛋糕，分蛋糕，
饭店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放声音大到震耳朵的生日歌。

我很开心。
这种开心是第一次具体地落在我身上：
有人陪伴、有人对话，
不再只是我一个人盯着屏幕数过零点，
或者爸妈和我守着小蛋糕吹蜡烛。

可是成年这件事，
对我最强烈的冲击，
并不是蜡烛、蛋糕，
而是一些荒谬的瞬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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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点开外卖软件，
发现可以直接点酒；
当我在酒店前台，
不再需要家长同意就能入住。

这些琐碎的小动作，
忽然让我意识到：
所谓“成年”，其实就是一个权限系统。

我过去被标记为“未成年”，
于是我的生活充满了红色提示框：
不能买、不能签、不能住。

今天它们忽然消失了，
好像系统在我耳边轻轻播报：
“叮，权限升级成功。”

可是自由不像真的。
我突然明白，
“未成年”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年龄，
而是一整套治理逻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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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被当作——
不完整的消费者，
不成熟的劳动力，
潜在的违规者。

保护和压迫同构：
以保护为名剥夺选择，
以培养为名榨取时间，
以关怀为名要求服从。

而当你跨过十八岁，
你不再是不完整的，
而是被允许“完整”了——
完整地被市场消费，
完整地被法律追责，
完整地被国家机器纳入账本。

成年并不是浪漫的仪式，
而是一个冷冰冰的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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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今天起，
我可以学车，
可以签合同，
可以在法庭上独自承担责任。

我终于成为了一颗标准件，
一颗可以旋紧的螺丝钉，
正式装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里。

而在此之前，
作为“未成年”的我，
反而还有一层荒谬的庇护：
不被允许喝酒，
不被允许独住，
不被允许自由……

也因此，
不那么容易被彻底剥削。

那时我还能用“我还小”
来抵挡一部分现实的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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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瓶酒我没点。
我把它删掉的时候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成年意味着我终于有资格吞下资本主义的合法毒品，
意味着我终于能一边打工一边喝酒，
一边学车一边分期付款，
一边被法律审判一边被允许麻醉。

真好笑。
我才十八岁，
就已经能被完整地榨干了。